卷五·论诚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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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

  贞观初,有上书请去佞臣者,太宗谓曰:“朕之所任,皆以为贤,卿知佞者谁耶?”对曰:“臣居草泽,不的知佞者,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,若能不畏雷霆,直言进谏,则是正人,顺情阿旨,则是佞人。”太宗谓封德彝曰:“流水清浊,在其源也。君者政源,人庶犹水,君自为诈,欲臣下行直,是犹源浊而望水清,理不可得。 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, 深鄙其为人,如此,岂可堪为教令?”谓上书人曰:“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,不欲以诈道训俗,卿言虽善,朕所不取也。”

  贞观十年,魏征上疏曰:

  臣闻为国之基,必资于德礼,君之所保,惟在于诚信。诚信立则下无二心,德礼形则远人斯格。然则德礼诚信,国之大纲,在于君臣父子,不可斯须而废也。故孔子曰:“君使臣以礼,臣事君以忠。”又曰:“自古皆有死,民无信不立。”文子曰:“同言而信,信在言前;同令而行,诚在令外。”然而言而不信,言无信也;令而不从,令无诚也。不信之言,无诚之令,为上则败德,为下则危身,虽在颠沛之中,君子之所不为也。

  自王道休明,十有余载,威加海外,万国来庭,仓廪日积,土地日广,然而道德未益厚,仁义未益博者,何哉?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,虽有善始之勤,未睹克终之美故也。昔贞观之始,乃闻善惊叹,暨八九年间,犹悦以从谏。自兹厥后,渐恶直言,虽或勉强有所容,非复曩时之豁如。謇谔之辈,稍避龙鳞;便佞之徒,肆其巧辩。谓同心者为擅权,谓忠谠者为诽谤。谓之为朋党,虽忠信而可疑;谓之为至公,虽矫伪而无咎。强直者畏擅权之议,忠谠者虑诽谤之尤。正臣不得尽其言,大臣莫能与之争。荧惑视听,郁于大道,妨政损德,其在此乎?故孔子曰“恶利口之覆邦家者”,盖为此也。

  且君子小人,貌同心异。君子掩人之恶,扬人之善,临难无苟免,杀身以成仁。小人不耻不仁,不畏不义,惟利之所在,危人自安。夫苟在危人,则何所不至?今欲将求致治,必委之于君子;事有得失,或访之于小人。其待君子也则敬而疏,遇小人也必轻而狎。狎则言无不尽,疏则情不上通。是则毁誉在于小人,刑罚加于君子,实兴丧之所在,可不慎哉!此乃孙卿所谓“使智者谋之,与愚者论之,使修洁之士行之,与污鄙之人疑之,欲其成功,可得乎哉?”夫中智之人,岂无小惠?然才非经国,虑不及远,虽竭力尽诚,犹未免于倾败;况内怀奸利,承颜顺旨,其为祸患,不亦深乎?夫立直木而疑影之不直,虽竭精神,劳思虑,其不得亦已明矣。

  夫君能尽礼,臣得竭忠,必在于内外无私,上下相信。上不信,则无以使下,下不信,则无以事上,信之为道大矣。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:“吾欲使酒腐于爵,肉腐于俎,得无害霸乎?”管仲曰:“此极非其善者,然亦无害于霸也。”桓公曰:“如何而害霸乎?”管仲曰:“不能知人,害霸也;知而不能任,害霸也;任而不能信,害霸也;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,害霸也。”晋中行穆伯攻鼓,经年而弗能下,馈间伦曰:“鼓之啬夫,间伦知之。请无疲士大夫,而鼓可得。”穆伯不应,左右曰:“不折一戟,不伤一卒,而鼓可得,君奚为不取?”穆伯曰:“间伦之为人也,佞而不仁,若使间伦下之,吾可以不赏之乎?若赏之,是赏佞人也。佞人得志,是使晋国之士舍仁而为佞。虽得鼓,将何用之?”夫穆伯,列国之大夫,管仲,霸者之良佐,犹能慎于信任、远避佞人也如此,况乎为四海之大君,应千龄之上圣,而可使巍巍至德之盛,将有所间乎?

  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,必怀之以德,待之以信,厉之以义,节之以礼,然后善善而恶恶,审罚而明赏。则小人绝其私佞,君子自强不息,无为之治,何远之有?善善而不能进,恶恶而不能去,罚不及于有罪,赏不加于有功,则危亡之期,或未可保,永锡祚胤,将何望哉!

  太宗览疏叹曰:“若不遇公,何由得闻此语!”

  太宗尝谓长孙无忌等曰:“朕即位之初,有上书者非一,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任,不得委任群下;或欲耀兵振武,慑服四夷。惟有魏征劝朕‘偃革兴文,布德施惠,中国既安,远人自服’。朕从此语,天下大宁,绝域君长,皆来朝贡,九夷重译,相望于道。凡此等事,皆魏征之力也。朕任用岂不得人?”征拜谢曰:“陛下圣德自天,留心政术。实以庸短,承受不暇,岂有益于圣明?”

  贞观十七年,太宗谓侍臣曰:“《传》称‘去食存信’,孔子曰:‘民无信不立。’昔项羽既入咸阳,已制天下,向能力行仁信,谁夺耶?”房玄龄对曰: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,谓之五常,废一不可。能勤行之,甚有裨益。殷纣狎侮五常,武王夺之;项氏以无信为汉高祖所夺,诚如圣旨。”

译文及注释

  贞观初年,有人上书请求斥退皇帝身边那些佞邪的小人,唐太宗对上书的人说:“我任用的人,都认为他是贤臣,你知道佞臣是谁吗?”那人回答说:“我住在民间,的确不知道谁是佞臣。请陛下假装发怒,来试一试身边的大臣们,如果谁不怕雷霆之怒,直言进谏,那就是正直的人。

  如果谁一味依顺陛下,不分曲直地迎合皇上的意见,那就是佞邪的人。”唐太宗回头对封德彝说:“流水是否清浊,关键在于源头。君主是施政的源头,臣民就好比流水,君主自行欺诈妄为,却要臣下行为正直,那就好比是水源浑浊而希望流水清澈,这是根本办不到的。我常常认为魏武帝曹操言行多诡诈,所以很看不起他的为人,现在如果让我也这么做,不是让我效仿他吗?这不是实行政治教化的办法!”于是,唐太宗又对上书的人说:“我要使诚信行于天下,不想用诈骗的行为损坏社会风气,你的话虽然很好,但我不能采纳。”

  贞观十年,魏徵上疏说:

  臣听说国家的基础,在于道德和礼教;国君地位的保障,在于诚实信用。有了诚信,就不会产生二心。实行德政,边远的人民也会来归顺。由此可见,德、礼、诚、信是国家的纲领,贯穿在君臣、父子关系中,一刻也不能偏废。所以孔子说:“君王以礼对待臣子,臣子以忠心侍奉君王。”还说:“一个人终有一死,得不到人民的信任,国家就无法存立。”文子说:“说出话来能够使人相信,是因为说话之前已经取信于人,发出令来能够得到执行,是因为命令之中含有诚意。”说了却不做,是言而无信,接受了命令却不执行,是没有诚意,如果是君王,就会败坏名声,如果是臣下,就会危及生命。因此,即使身不由己,处境艰难,君子也不会做有失诚信的事情。

  自从陛下登基,实行王道,已有十多年了,神威遍及四方,各国使者前来朝拜,国家粮仓日益充实,国土日益宽广。然而,我认为如今道德和仁义仍然不笃厚,为什么呢?因为朝廷对侍臣子的态度还不够诚信,虽然陛下在贞观初期勤于政务,有一个好的开头,但却没能做到善始善终。贞观初年,陛下听到好的意见就很惊喜,到贞观八、九年间,仍然乐于接受意见。可是,从那之后,陛下您渐渐讨厌直言,有时即使勉强接受,也不像早年那般纳谏如流了。因此,忠正的大臣,逐渐为了避免触犯您不敢直言;而那些奸邪之人,正好大肆发挥他们巧舌如簧的本领。他们诬陷与朝廷同心同德的人是滥用职权,中伤直言进谏的人是在诽谤朝政。说一个人结党营私,即使他忠诚中正也会让人觉得可疑;说一个人大公无私,即使他弄虚作假也不会遭受责备。所以刚强正直的人害怕玩忽职守的罪名,忠诚正直的人担心诽谤朝廷的恶名。于是正直的忠臣不能完全陈述自己的想法,朝中重臣也不能与之争辩是非。圣上被迷惑视听,破坏了治政的原则,妨政害德的原因就在这里吧?因此孔子说:“厌恶那些口齿伶俐毁灭国家和家庭的人。”大概说的正是如今的情形啊。

  况且君子和小人,外表一致,内心不一。君子宽容别人的缺点,表扬别人的优点,危难之时绝不苟且偷生,即使牺牲生命也要成就仁义的美德。小人不知羞耻,不讲仁德,不知敬畏,不守信义,只知唯利是图,诬陷别人于危险境地自己却苟安于世。如果将危险推给别人,那么他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。现在,朝廷治理国家,将重任委托给君子,可是如果政务有所偏差,就向小人打探情况。对待君子,尊敬却很疏远。对待小人,轻视却又亲近。亲近小人,那么小人就会口蜜腹剑;疏远君子,那么朝廷就得不到实情。所以对人诋毁赞誉的权利实际掌握在小人手中,而受到刑罚处置的总是君子,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,陛下能不慎重对待吗?诚如孙卿所说的:“让有智能的人谋划,那么愚蠢的人就会议论;让品行高洁的人实行,那么卑鄙的人就会怀疑,要想事情成功,怎么可能呢?”具有中等智能的人,他们也有自己的能力。可是他们非治国之才,缺乏深谋远虑,即使竭尽全力,仍然难免失败。更何况心怀奸邪私利,处处阿谀逢迎的小人呢,这些人难道不是国家的祸患吗?竖立直木,却怀疑它的影子不直,即使耗尽脑力也不能看到歪斜的影子,这是很明白的事。

  如要君王尊礼,臣下尽忠,就必须内外无私,君臣之间相互信任。信任对于治理国家至关重要。过去,齐桓公对管仲说:“我想使酒在酒器中变坏,肉在锅中腐烂,这样做对治国无害吧?”管仲说:“这样做不好,但对治国也无害。”齐桓公问:“那么什么会危害国家呢?”管仲说:“不能识别人才有损于霸业;知道是人才而不能恰当地任用有损于霸业;任用了又不肯信任有损于霸业;信任而又让小人从中掺和有损于霸业。”晋国的中行穆伯攻打鼓这个地方,一年都攻克不下,馈间伦说:“鼓这个地方的百姓,我是知道的。不必兴师动众、出兵打仗,我就可以攻下鼓这个地方。”穆伯不理他,左右的官员说:“不用一兵一卒,而鼓就可以得到,为什么不听馈间伦的意见呢?”穆伯说:“馈间伦的为人,奸诈不仁义。如果他夺取了鼓地,我可以不赏他吗?如果赏赐了他,不是在赏赐奸邪小人吗?如果让小人得志,那就是让晋国的人放弃仁义而宣扬奸邪。即使得到了鼓地,又有什么用呢?”穆伯,是战国时的大夫,管仲,是霸主的得力助手,他们尚且能够如此的被重视信用,疏远小人,更何况陛下是德冠千古的圣明君主,怎能有损于巍巍盛德呢?

  要使君子小人判然有别,是非分明,君王必须用恩德来安抚他们,用诚信来对待他们,用道义来勉励他们,用礼仪来节制他们,然后表扬善行,摒除劣迹,谨慎处罚,明白赏赐。如果这样做,小人就会无处藏身,君子就会自强不息,推行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,就为期不远了。如果表扬善行却不能发扬善行,摒弃劣迹却不能杜绝恶行,刑罚不加于有罪的人,赏赐不加于有功之臣,那么危亡之期,也许保不久就要到来,永远使子孙后代享受昌盛国运、永享太平,还有什么指望呢?

  唐太宗看了奏疏,感叹道:“如果不遇到魏徵,我怎么可能听到这样的肺腑之言呢?”

  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等大臣说:“我刚刚即位的时候,有许多人上书建议,他们有的要我独揽大权,不要重用臣下;有的要我加强兵力,以使四方少数民族威慑臣服。只有魏徵劝我‘减少武功,提倡文治,广施道德仁义,他说只要中原安定了,远方异族自然会臣服’。我听从了他的建议,终于使天下赢得了太平,边远地区异族的首领都前来朝贡,各个少数民族派人前来源源不断。这一切都是魏徵的功劳。我难道不是用人有道吗?”魏徵拜谢说:“这是因为陛下圣德,用心政务所致,我才疏学浅,承受圣意尚且力不从心,怎么会对您有这么大的帮助呢?”

  贞观十七年,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:“《论语》上说:‘宁可不要粮食也要保持百姓对国家的信任’,孔子说:‘百姓不信任国家,便不能立国。’从前,楚霸王项羽攻入咸阳,已经控制了天下,如果他能够努力推行仁政,那么谁能和他争夺天下呢?”房玄龄回答说: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,称为五常,废弃任何一项都不行,如果能够认真推行这五常,对国家是大有益处的。殷纣王违反五常,被周武王灭掉,项羽因为无信,被汉高祖夺了天下。陛下之言极是。”

参考资料:
1、佚名.360doc.http://www.360doc.cn/article.aspx?id=227762515